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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其昌

编者按:董其昌的绘画长于山水,注重师法传统技法,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,讲究笔致墨韵,墨色层次分明,拙中带秀,清隽雅逸。

董其昌

董其昌 (1555-1636年),汉族,字玄宰,号思白、香光居士,上海松江人。董其昌出身贫寒之家,但在仕途上春风得意,青云直上。

公元1589年,(万历十七年)三十四岁的董其昌举进士,开始了他此后几十年的仕途生涯。当过编修、讲官,后来官至南京礼部尚书,太子太保等职。他对政治异常敏感,一有风波,他就坚决辞官归乡,几次反复起用。董其昌才溢文敏,通禅理、精鉴藏、工诗文、擅书画及理论。他是海内文宗,执艺坛牛耳数十年,是晚明最杰出、影响最大的书画家。董其昌的绘画长于山水,注重师法传统技法,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,讲究笔致墨韵,墨色层次分明,拙中带秀,清隽雅逸。《画史绘要》评价道:“董其昌山水树石,烟云流润,神气俱足,而出于儒雅之笔,风流蕴藉,为本朝第一。”董的绘画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很大,并波及到近代画坛。

一直以来,董其昌的作品都是海内外大收藏家寻觅的目标。董其昌精收藏,曾珍藏董源4幅山水《潇湘图》、《溪山行旅图》、《龙宿郊民图》、《夏山图》,并以“四源堂”名斋,还有精选李思训《蜀江图》、《秋江待渡图》,董源《征商图》、《云山图》、《秋山行旅图》,巨然《山水图》,范宽《雪山图》、《辋川山居图》,李成《着色山图》,郭忠恕《辋川山居图》,江贯道《江居图》,赵大年《夏山图》,赵子昂《洞庭二图》、《高山流水图》,王蒙《秋山图》,《宋人册页》等18幅。从中可以看出,董其昌的收藏足以令其傲视当代。华亭派明代后期著名画家、书法家、书画理论家、书画鉴赏家。“华亭派”的主要代表。

董其昌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(1555)年,卒于明毅宗崇祯九(1636)年,他字玄宰,一字元宰,号思白,又号香光居士,人称“董华亭”。万历进士,授编修,官至礼部尚书。华亭(上海松江)人。 一作上海人(上海在唐为华亭县地,清属松江府。华亭、云间、松江、上海、娄县俱为一地)。 艺术家生平董其昌少年时即负盛名,家中富有,好书画,并以书法名垂海内。神宗万历十七年中进士,官至南京 礼部尚书,曾做太子太保等职。精鉴赏,富收藏。既是画家、书法家,又兼美术评论家。著书有《容台集》、《容台别集》、《画禅室随笔》、《画旨》、《画眼》等。平生对书画理论见解相当丰富,竭力推崇和提倡“文人画 ”的“士气”。曾说: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。

董其昌才溢文敏。在当时书法上就有“邢张米董”之称,即把他与临沂 邢侗、晋江张瑞图、须天 米钟并列;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。他与莫是龙、陈继儒提倡“南北宗”之说,即把“院体”山水画与 “文人画”人为地分为南北两派。董其昌是明代大家,绘画上,他专长于画山水,宗法董源、巨然、高克恭、黄公望、倪瓒等,尤其看重黄公望,他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,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,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;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,时有出以没骨,比较少见。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,题材变化较少,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,有独特的造诣。他的绘画作品,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,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,虽然处处讲摹古,并不是泥古不化,而是能够脱窠臼,自成风格,其画法特点,在 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,以书法的笔墨修养,融会于绘画的皴、擦、点划之中,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、烟云流润,柔中有骨力,转折灵变,墨色层次分明,拙中带秀 ,清隽雅逸。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,成为“华亭派”的首领。

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,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,他对自己的楷书,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。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、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,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。他的书法综合了晋、唐、宋、元各家的书风,自成一体,其书风飘逸空灵,风华自足。笔画园劲秀逸,平淡古朴。用笔精到,始终保持正锋,少有偃笔、拙滞之笔;在章法上,字与字、行与行之间,分行布局,疏朗匀称,力追古法。用墨也非常讲究,枯湿浓淡,尽得其妙。书法至董其昌,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,“ 六体”和“八法”在他手下无所不精,在当时已“名闻外国,尺素短札,流布人间,争购宝之。”(《明史·文苑传》)。

一直到清代中期,康熙、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,备加推崇、偏爱,甚而亲临手摹董书,常列于座右,晨夕观赏。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:“华亭董其昌书法,天姿迥异。其高秀圆润之致,流行于褚墨间,非诸家所能及也。每于若不经意处,丰神独绝,如清风飘拂,微云卷舒,颇得天然之趣。 尝观其结构字体,皆源于晋人。盖其生平多临《阁帖》,于《兰亭》、《圣教 》,能得其运腕之法,而转笔处古劲藏锋,似拙实巧。……颜真卿、苏轼、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,而要底皆出于晋人。赵孟頫尤规模二王。其昌渊源合一,故摹诸子辄得其意,而秀润之气,独时见本色。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,朕甚心赏。其用墨之妙,浓淡相间,更为绝。临摹最多, 每谓天姿功力俱优,良不易也。”

据说,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,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,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。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。 在康熙、雍正之际,他的书法影响之深,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。  董其昌的书法,历来评说褒贬不一。褒者倾其溢美之词,清代著名学者、书法家王文治《论书绝句》称董其昌的书法为“书家神品”。谢肇称其“合作之笔,往往前无古人”。周之士说他“六体八法,靡所不精,出乎苏,入乎米 ,而丰采姿神,飘飘欲仙”。但对董其昌的批评者也很多,包世臣、康有为最为激烈。包世臣云:“行笔不免空怯”。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讽刺道:“香光(董其昌)虽负盛名,然如休粮道士,神气寒俭。若遇大将整军厉武,壁垒摩天,旌旗变色者,必裹足不敢下山矣!”

董其昌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,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。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,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。这在他的《画禅室随笔》有所记述,其中还自述学书经过:他在十七岁时参加会考,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,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 ,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,遂将第一改为第二,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。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,自此钻研书法。董其昌回忆说:“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,自是始发愤临池矣。初师颜平原 (真卿)《多宝塔》,又改学虞永兴(世南),以为唐书不如魏晋,遂仿《黄庭经》及钟元常(繇)《宣示表》、《力命表》、《还示帖》、《丙舍帖》。 凡三年,自谓逼古,不复以文征仲(征明)、祝希哲(允明)置之眼角。”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其昌几乎学习研究了以前绝大部分名家,从钟王到颜、柳,从怀素到杨凝式、米芾,直至元代的赵孟頫。

董其昌精收藏,曾珍藏董源4幅山水《潇湘图》、《溪山行旅图》、《龙宿郊民图》、《夏山图》,并以“四源堂”名斋,还有精选李思训《蜀江图》、《秋江待渡图》,董源《征商图》、《云山图》、《秋山行旅图》,巨然《山水图》,范宽《雪山图》、《辋川山居图》,李成《着色山图》,郭忠恕《辋川山居图》,江贯道《江居图》,赵大年《夏山图》,赵子昂《洞庭二图》、《高山流水图》,王蒙《秋山图》,《宋人册页》等18幅。从中可以看出,董其昌的收藏足以令其傲视当代。

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,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,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, 董其昌有句名言:“晋人书取韵,唐人书取法,宋人书取意。”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、法、意三个概念划定晋、唐、宋 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。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,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。

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,又享高寿,所以传世作品很多,代表作有《白居易琵琶行》,《三世诰命》、《草书诗册》、《烟江叠嶂图跋》、《倪宽赞》、《前后赤壁赋册》等。董其昌一生极为勤勉,又享高寿,所以创作了极多的书画作品,流传至今的也很多,其中已定论为真迹的收藏在故宫、上海博物馆、吉林省博物馆,南京博物院 等处。

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董其昌作品最多,绘画方面较著名的有: 《高逸图》轴,作于63岁,略仿倪、黄、笔墨丽秀是中晚年佳作; 《关山雪霁图》卷,作于81岁,是老年的用力之作,根据卷末自题,此卷是从关仝的《关山雪霁图》原幅改写而成。藏于故宫的著名书法作品有: 《月赋》卷,作于47岁,取法唐晋,笔画秀娟,是早年小楷书精心之作; 《东方先生画赞碑》 ,作于50岁,所作楷书,师法颜真卿,字体规整,行气疏朗,是中年时期楷书代表性杰作; 《三世浩命》卷,作于71岁,楷书、师法颜真卿,结体端正,法度严谨; 《岳阳楼记》卷,作于54岁,大行书,师法颜真卿、李兆海。运笔中锋直下,转折流畅,反映了中年时期行书面貌。 《路马湖记》卷,代表晚年行书之作。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代表作有:山水画《江干三树图》 、 《秋兴八景》大画册(为董其昌一生之精心杰作,与此同样还有一本大画册,已流往海外);北京市文物 商店藏有一件书法作品《金沙帖》 ;

南京博物院藏有书法作品《松江府制浩》 ,吉林 省博物馆藏有一件著名山水画《昼锦堂图》卷。董其昌作品比较珍贵,但在流传过程中赝品不断充进去,至今已难见精品,可 说赝品充斥市场,尤其是民间收藏,即使不是赝品,也是小幅泛泛之作。 海外艺术市场董其昌作品较多,欧美收藏家喜欢他的书画,但由于难辨真假, 所以不敢轻易出大价购买。反之,一旦能确认确是真品,则不惜重金,以购到手为目的。1989年6月纽约拍卖过一幅他的《婉娈草堂图》被专家认可,价格一下子被抬了上去,高达165万美元,成为当时仅次于《元人秋猎图卷》的第二幅价格最高的中 国古代书画,此图之所以能为专家认可,主要是一些典籍中曾记载过这幅画,此画 曾为王鸿绪、安仪周、乾隆收藏,著录于《平生壮观》 、 《墨缘汇观》 、 《石渠宝籍三编》 。这幅山水画,笔墨韵厚重,皴法细密,气韵雄浑,代表了董其昌文人画的最高成就,画面空白处则填满了各名家题跋,是难得的精品、真品。以后,纽约市场一直没出现过这么好的精品作品,因此价格也一直没上去,1990年共见到5幅作品出售,第一幅是《行书》二十七开册,售价为1.65万美元;第二幅是《行书》手卷,8800美元;第三幅是《山水》立轴,仅卖到3850美元;第四幅是《尺牍》十一开册页,售价1.4万美元;第五幅是《九峰雪霁图》绢本手卷,卖到1.5万 美元。

 董其昌作品流传多,其重要原因是生前有许多人为其代笔,这比一般的仿制要 难予分辨。启功先生专写一文《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》,详加考证。据现代学者研究,书法的主要代笔人最著名的是吴易,作画的代笔有赵左、僧珂雪、沈士充、吴 振、赵问、叶有年、杨继鹏等。董其昌的代笔画,大多是自己落款盖章。水平较高 的代笔之作大多出于赵左、沈士充之手。 激起民变董其昌出身在一个只有二十亩贫瘠之田的小户人家,生活并不富裕。像几乎所有的读书人一样,他以仕进为人生目标,却屡屡名落孙山,一度以教书谋生。他当初并没有注目书画艺术,也没有从小习书,与书画的结缘始于一次不大不小的人生刺激——十六岁那年,他参加府学考试,文章写得漂亮,理应第一,但主考官认为他字写得实在太蹩脚,而把他降为第二名。

明代科考以八股取士,制艺要求按破题、承题、起讲等八部分阐明所论,同时也要求以乌黑、方正、光洁的楷书书写,是为 “台阁体”。这种字体虽谈不上什么艺术,但还是中规中矩的。董其昌的名次因此被降级,可见他当时确实写得不能入眼。对自尊心极强的董其昌来说,这简直是奇耻大辱,从此他发愤临帖摹碑,在书法上下功夫。人生需要动力和刺激,有自尊心和事业心的人,别人的一个举动、一句话,甚至一个眼神,都可能会成为助推器,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航向。与元代的书法大家赵孟頫五岁入小学学书相比,董其昌十六岁才开始练字,显然已经错过了习书的最好时光,他却以此起步,十几年始终如一地锲而不舍,勤奋努力,终使书法功夫精进,山水画也入得其门。

万历十七年(1589年),三十四岁的董其昌终于考中进士,供职于翰林院,继续努力和探索自己的书画艺术。其时的董其昌还算是一个恭谦之人。例如,翰林院学士田一儁去世,因为一生清廉,身后萧条,他便自告奋勇,告假护柩南下数千里,送老师回福建大田县。他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。但因为朝中复杂的人事关系,不久,便告病回到松江。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,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,家乡的大财主、士大夫和地方官吏,便联袂登门拜访,不断前来巴结讨好。这时,董其昌的感觉就跟以前大大不同了。

其后,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、福建副使,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,从三品的官职。但他不以此为意,托辞不就,在家乡优游,整天沉浸在翰墨当中。许多附庸风雅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纷至沓来,请他写字、作画、鉴赏文物,润笔贽礼相当可观。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财富的空前增加,使得董其昌完全蜕变了,从一个初不起眼的角色,迅速演变成名动江南的艺术家兼官僚大地主,到后来则成为拥有良田万顷、游船百艘、华屋数百间的松江地区势压一方的首富。官帙的光芒和金钱的力量,会加速人的社会角色的转换,对意志力不强的人发出难以抵挡的诱惑,从而腐蚀、迷乱人的本性,使之异化、变质。明末江南,大凡有着显宦头衔和赫赫声名的人,无一不是家财万贯者,而这些有钱人很少有不学坏的,在董其昌之前、之后,都有相当数量作恶乡里的恶霸。

董其昌,一个有功名且在书画艺术和文物鉴赏方面有相当造诣的文人,堕落成一个为非作歹乡里的恶霸,成为书画史上有名的恶棍,不能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。董其昌的贪婪也的确不比他的同乡前辈逊色。也许是年轻时家境不很富裕,董其昌一旦拥有了社会知名度,内心的渴求就变得急切,贪婪程度让人吃惊,对钱财的攫取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,“膏腴万顷,输税不过三分”。虽然董其昌当时的政治地位不及徐阶,但他是全国第一流的书画家,在士林中有很高的声望。这一点又为徐阶所不及。在贪鄙、横暴、无耻方面,董其昌比自己的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本人骄奢淫逸,老而渔色,有多房妻妾,且招致方士,专请房中术,竟到了变态的地步。

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秋天,实足年龄已六十高龄的董其昌竟然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的女儿、年轻美貌的绿英姑娘。更可恶的是,他的几个儿子都相当专横,尤以第二个儿子董祖常最为狠毒,带了人强抢绿英给老子做小妾,是董其昌强抢民女的主凶。而陆绍芳对董氏父子强抢民女的做法非常愤慨,在四乡八舍逢人便讲,张言批评。松江民众早已对董家的恶行有意见,事情发生后,当即有人编出故事来表达愤怒之情,题目叫《黑白传》,因为董其昌号思白,另一个主角人物是陆绍芳,源于陆本人面黑身长。故事的第一回标题是:“白公子夜打陆家庄,黑秀才大闹龙门里。”不久,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这个故事。董其昌知道后大为羞恼,以为这是一位叫范昶的人捣的鬼,便派人每天对范昶凌辱逼问。范昶不承认,还到城隍庙里向神灵起誓,为自己辩白,董家却依然不放过他,最后竟逼得他暴病而死。范母认为这是董家所逼,于是带着儿媳龚氏、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,谁知董其昌父子指使家丁对她们大打出手,又将她们推到隔壁坐化庵中,关起门将几个妇女摁倒,剥掉裤子,用棍子捣戳阴户。范家儿子用一纸“剥褌捣阴”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。但是,官府受理了诉状,又碍于董其昌之名难于处理,一时拖延不决。董其昌及其家人“封钉民房,捉锁男妇,无日无之”的令人发指的罪行,早已激起了民众特别是士林的愤怒:“敛怨军民,已非一日,欲食肉寝皮,亦非一人,至剥裩毒淫一事,上干天怒,恶极于无可加矣。”海刚峰曾经预言过的“民今后得反之也”,果然变成了轰动江南的事实。朝野为之震动。这是万历四十四年(1616 年)春天的事情,一场群众自发的抄家运动。有人把这个过程记录了下来,是为《民抄董宦事实》。

事件爆发前,有人贴出了词锋犀利、无比愤怒的檄文,张榜公告,读来令人血脉贲张:……人心谁无公愤。凡我同类,勿作旁观,当念悲狐,毋嫌投鼠,奉行天讨,以快人心。当问其字非颠米,画非痴黄,文章非司马宗门,翰非欧阳班辈,何得侥小人之幸,以滥门名。并数其险如卢杞,富如元载,淫奢如董卓,举动豪横如盗跖流风,又乌得窃君子之声以文巨恶。呜呼!无罪而杀士,已应进诸四夷,戍首而伏诛,尚须枭其三孽。……若再容留,决非世界。公移一到,众鼓齐鸣,期于十日之中,定举四凶之讨。谨檄。从初十、初十一到十二日,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,儿童妇女竟传:“若要柴米强,先杀董其昌。”人们到处张贴声讨董其昌的大字报和漫画,说他是“兽宦”、 “枭孽”,以致徽州、湖广、川陕、山西等处客商,凡受过他家欺凌的人都参加到揭发批判的行列中来。甚至连娼妓嫖客的游船上也有这类报纸辗转相传,简直到了 “真正怨声载道,穷天罄地”的地步。

人们愤怒的情绪积聚着,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,百姓拥挤街道两旁,不下百万,骂声如沸,把爪牙陈明的数十间精华厅堂尽行拆毁。第二天,从上海青浦、金山等处闻讯赶来的人早早就到了,上房揭瓦,用两卷油芦席点火,将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,尽付之一焰。大火彻夜不止。他们还把董其昌儿子强拆民房后盖了未及半年的美轮美奂的新居,也一同烧了个干净。十七日,适逢有个穿月白绸衣的人,手持绘有董其昌墨迹的扇子,人们也怒不可遏地冲上去将其撕扯掉,还把不服气的持扇人痛打了一顿。十九日,仍不罢休的民众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,还把董其昌手书“抱珠阁”三字的匾额沉在河里,名曰:“董其昌直沉水底矣。”坐化庵正殿上有一块横书“大雄宝殿”的大匾,落款“董其昌书”,老百姓见了,纷纷用砖砸去,慌得和尚们自己爬上去拆下来,大家齐上前用刀乱砍,大叫:“碎杀董其昌也。”董其昌被吓得要死,惶惶然避于苏州、镇江、丹阳、吴兴等地,一时如丧家之犬,直到半年后事件完全平息才敢回家。就这一事件,人们对董其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:“不意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,声名如此!”“思白书画,可行双绝,而作恶如此,异特有玷风雅?”当然也有人为之遮掩的,说他是为名所累。但毛祥麟在《墨余录》中特别指出:“文敏居乡,既乖洽比之常,复鲜义方之训,且以莫须有事,种生衅端,人以是为名德累,我直谓其不德矣。”毛祥麟说得好,这怎么能归结于为名所累呢?而是董其昌的大行有亏!这事件看起来仅仅是冲着董其昌一家来的,实质上它是一根导火索,也是整个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个强有力的例证。大明王朝的政权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了。

(责任编辑:Alex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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